解碼自由港
十九大報告提出，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對于一個地區甚至一個國家來說，自由港對其外向型經濟的發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最早的自由港出現于歐洲，法國在13世紀就已經開辟馬賽港為自由貿易區。1547年，熱那亞共和國正式將熱那亞灣的里南那港定名為世界上第一個自由港。其后，為了擴大對外的國際貿易，一些歐洲國家陸續將一些港口城市開辟為自由港。如今，因應全球的貿易活動與經濟發展，自由港的數量已上升至130多個。從即日起，我們將陸續解碼世界各主要自由港，以期為中國內地的自由港建設提供借鑒。這一期，我們的目光將投向具有百余年自由港歷史的香港。1842年后，香港成為自由港，推行自由貿易政策，范圍包括整個香港地區。175年間，香港已經從起步時期的轉口貿易港，發展成為重要的國際貿易及商業中心。當前香港自由港的國際地位廣受肯定，不僅因為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而且得益于特區政府的諸多努力，包括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和簡單低稅制，打造便利營商環境和推進貿易服務全球化，以及積極完善便商利貿措施。無疑，香港自由港建設的經驗將為內地提供借鑒。
導讀
今天，全球自由貿易港面臨多重挑戰。尹晨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稱，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之后，各區域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強；全球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產業鏈、價值鏈重新分布；發達經濟體目前正在“加深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間徘徊，受美國加息、減稅影響，全球資本流動處于重構階段。
世界自由貿易港的發展已走過幾百年的歷程。早在十六世紀中期，伴隨著商業的發展、貿易的繁榮，在聯結遠東、近東和歐洲地區的熱那亞灣，雷格亨自由貿易港（Leghohy）宣布成立，這是世界上首個被正式命名的自由貿易港。此后，設立自由貿易港之風從地中海蔓延到歐洲，在世界各地盛行起來。
分布在世界各地的自由貿易港，推動了全球自由貿易的發展，見證了歷史的變遷。對于中國內地來說，探索建設中國特色的自由貿易港，打造開放層次更高、營商環境更優、輻射作用更強的開放新高地，對于促進開放型經濟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而新加坡、迪拜、鹿特丹等典型自由港的發展經驗，可為中國內地自由港的建設提供借鑒。
世界自由港的變遷
“早期的自由貿易港主要是進行轉口貿易，二戰之后是加工貿易和轉口貿易結合（工貿結合型），此后，隨著功能不斷地增加，又由工貿結合型轉變為綜合型自由貿易港。”復旦大學上海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秘書長尹晨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今天的自由貿易港在功能上各有側重。有學者認為，新加坡是綜合型自由貿易港，德國漢堡、韓國釜山、迪拜自由貿易港是工貿結合型自貿區，荷蘭鹿特丹港為物流型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港的雛形兩千多年前已形成：在地中海沿岸，一些地區為擴大貿易往來，開始允許外國商人和商品自由進出。1547年，意大利熱那亞灣的雷格亨港被辟為自由貿易港，這是歷史上首次正式以“自由港”命名。17世紀開始，歐洲一些貿易大國將主要港口和城市辟為自由貿易港，如意大利的熱亞那、法國的敦刻爾克、德國的漢堡和不萊梅、丹麥的哥本哈根等。
“那時自由貿易港的政策主要是降低稅負，貨物進出口減免關稅，以此來吸引物流集散，通過規模集散來降低貿易成本，擴大轉口貿易。港口競爭力主要是體現在散貨效率高、輻射能力強、稅負低。”浙江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陸菁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全球逐漸形成以自由貿易港為樞紐港的貨運網絡，其他港口成為圍繞樞紐港的喂給港。伴隨自由港國際貨物吞吐量激增，進出口保稅加工逐漸發展，以臨港加工業為主的制造業形成。
二戰之后，直接經營貿易和出口加工區應運而生，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蓬勃興起，促進了自由貿易港所在地區和國家原材料的利用、加工和出口創匯，創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1959年在愛爾蘭設立的“香農國際航空港自貿區”被認為是最早的出口加工區。
“自由貿易港的產業升級，從最開始的裝卸轉向物流服務、進出口加工、臨港工業、國際海事服務、國際金融、國際會展、國際法務等咨詢服務、高端服務業，商業人士和資金不斷聚集，自由貿易港逐漸成為要素集聚的區域經濟中心。”陸菁對記者稱。
有著“歐洲門戶”之稱的鹿特丹港，是世界上通關效率最快的海關關區之一，全港利用PORTBASE系統來進行港區的信息交互；物流的高度集中使該市煉油、化工、造船等臨港工業發展起來。它的轉型反映了側重物流、貨運的自由港“功能多元化、服務信息化”的發展趨勢。
自由貿易港的興衰反映了世界歷史變遷。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推進，歐盟關稅同盟建成，并發展成為歐洲單一市場，成員國之間大部分貨物實現免稅流通，歐盟內的自由貿易港由此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漢堡自由貿易港于2013年拆除圍欄，終結了120多年的歷史。
今天，全球自由貿易港面臨多重挑戰。尹晨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分析稱，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之后，各區域之間的競爭不斷加強；全球經濟形勢發生變化，產業鏈、價值鏈重新分布；發達經濟體目前正在“加深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之間徘徊，受美國加息、減稅影響，全球資本流動處于重構階段。
“自由港要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的重構，進一步提高投資和貿易便利化與自由化，完善營商環境，同時配套稅收、出入境等優惠政策。”他說。
注重發展服務業
國務院今年3月印發的《進一步深化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提出，在洋山保稅港區和上海浦東機場綜合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內，設立自由貿易港區。
“今天自由貿易港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狹義概念了，從香港、新加坡、鹿特丹的發展來看，自由貿易港同時加入了高水平的區域貿易投資一體化、自貿協定（FTA）、共同市場或單一市場。所以中國內地建設自由貿易港，更應借鑒的是高水平貿易投資便利化、自由化的經驗，其中投資尤為重要。”尹晨說。
依托Jebel Ali港而建的Jebel Ali自貿區（JAFZA），成就了世界經濟和金融中心——迪拜。阿聯酋70%的非石油集散交易匯聚于此，大部分的收入來自于自貿區。
JAFZA出臺了諸多便商政策，如區內公司可享有100%外資擁有權，無外匯限制、雇傭限制、貿易壁壘。1985年成立之初，該自貿區只有19家企業入駐，如今吸引了7000多家公司，包括超過100家財富500強企業，涵蓋了工業、服務業等多個領域。
上海財經大學自由貿易區研究院院長趙曉雷認為，自由貿易港應培育貿易新業態新模式，促進貿易轉型升級，提高國際貿易中心的能級；培育發展國際航運、國際投資、國際金融等產業的全球化功能和業態。
從單一轉口貿易經濟轉型為總部經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創新中心，新加坡自貿區扮演了重要角色。起步于1969年裕廊碼頭內劃設的第一個自貿區，新加坡陸續在毗鄰港口和機場設立了8個自貿區，企業化運營大大提高了自貿區的效率和服務水平。
值得借鑒的是，新加坡注重發揮現代服務業的優勢，通過一系列優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資，大力發展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使自由港朝著科技化方向發展。公司注冊手續少、成本低等便利條件，使得大量跨國公司選擇扎根新加坡。
“自由貿易港已經進入中國時代，依托中國第一大貨物出國地位，2007年之后，中國多個港口已穩居全球吞吐量前20，上海為世界第一大集裝箱港、舟山為全球最大干散貨港。接下來，應考慮如何利用中國內地制造、物流和貨運的全球優勢，在國際服務、人民幣國際化方面有所突破。” 陸菁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中國世界貿易組織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對記者介紹稱，我國現有的六種海關特殊監管區主要都是側重便于制造業的發展。其中包括保稅物流園區，雖然強調吸引物流服務業，也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制造業的發展。“我個人認為，自由貿易港的建設需要突破制造業的范圍，更加重在吸引服務業的集聚。”
“從硬件來看，中國內地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在通關、監管等程序上都已逐漸成熟，但在金融配套設施方面，香港、新加坡等世界一流的自由港走在前面，可為內地的自由港建設提供借鑒。”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余淼杰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基于自身國情探索
事實上，對于自由貿易港與自由貿易區或自由區，國際上并沒有公認的法定定義區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在署名文章《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中，稱自由貿易港為“目前全球開放水平最高的特殊經濟功能區”。
“自由貿易試驗區注重‘改革’的功能，以‘放管服’為抓手，將進行改革經驗的復制和推廣，包括政府職能轉變、引入負面清單、單一窗口建設，海關的‘一線放開、二線管住’等，是在現有框架體制下的創新；但自貿港是全新的，它是一個全面開放的舉措，一旦設立將是改革開放40周年以來最重要的里程碑。”陸菁說。
不過，多位受訪專家強調，中國內地自由貿易港的建設不可簡單復制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經驗，而應基于自身的實際情況。
“無論是自由貿易港還是貿易投資便利化措施，由于法律制度框架、監管成熟度與其他國家和地區差異較大，可能很難完全借鑒。對標國際標準，我們還需要一個過程來不斷完善。”尹晨說。
崔凡認為，與我國香港和新加坡等規模較小的單獨關稅區域不同，中國內地經濟規模巨大，自由貿易港的建設首先需要考慮其與內地的聯系和區隔問題。
在他看來，資金與人員的自由進出是自由貿易港建設方案設計的重點與難點。貨幣的可兌換性與資金進出的自由化程度提高，客觀上會提高人民幣的國際化程度。既要提高貿易與投資便利化自由化程度，又要守住安全底線，對于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轉型經濟大國來說，主要需要依靠自己根據國情摸索創新改革的道路。
“最近我注意到廣東在探索非居民賬戶加（NRA+）的改革，這一改革雖然不是僅僅針對自由貿易試驗區或者自由貿易港進行的，但是它在平衡資金進出便利性與金融安全性方面就是一條值得探索的路徑。”崔凡說。
自由貿易港的建設也往往承載了國家重大戰略。以俄羅斯為例，為支持遠東開發戰略，該國設立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自由港，縮短了通關時間，并為入駐企業提供了稅收等方面的政策優惠。今年以來，中國經由俄遠東口岸出口至俄的貨運量增長了3倍。2016年，中國和俄遠東聯邦區貿易額超過60億美元。
中國內地要打造新的對外開放高地，探索建設自由貿易港成為重要戰略部署。“中國內地自由貿易港的建設，是響應十九大提出的‘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承接推動‘長江經濟帶建設’和‘一帶一路’倡議的使命。”陸菁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稱。
從漫長的發展歷史來看，中國香港、新加坡、迪拜港、巴拿馬科隆港等自由貿易港的開辟都依托于自身優越的地理位置，擁有大型集裝箱碼頭似乎是自由貿易港的先決條件。不過，并非所有的自由貿易港都必須靠近國際海運航線。
崔凡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稱，美國辛辛那提對外貿易區是依賴內陸河港、空港和鐵路發展起來的，迪拜機場自貿區、新加坡空港物流園區、土耳其阿塔圖爾克機場自由貿易區都是依賴空港發展起來的。
他認為，中西部地區也可以探索建立一個內陸自由貿易港或者無水自由貿易港，以配合“一帶一路”倡議。
“自由貿易港主要應該通過高度開放，吸引資金流、信息流、物流與人才的集聚，打造區域價值鏈的核心節點。如果在中西部特別是在西部地區能夠打造一個依托中歐班列以及空港的自由貿易港，輻射中亞、中東歐等地區，有可能強化中國在歐亞大陸價值鏈中的地位。”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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